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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一平教授讲《史记》
 
 
司马迁与《史记》
 陈一平 
(华南师范大学古代文学研究室主任)
 
10月15日(星期一)下午,我校语文科邀请了华南师范大学古代文学研究室主任陈一平教授到我校“广雅大讲堂”进行了主题为“司马迁与《史记》”的讲座,高二年级部分学生及语文科全体教师参加了讲座并聆听了陈教授精彩的演讲。
本期“广雅大讲堂”(第27期)由语文科王玲老师主持,夏晓梅老师进行了现场笔录。以下为讲座的内容纪要。
开场
在简短而郑重的广雅大讲堂聘书颁发仪式后,陈一平教授走向讲坛,脚上穿着一双运动鞋。他先是谦逊地向广雅学子表达了来到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的广雅中学的幸运,并对高二级同学正在开展的“读史明智”阅读活动和《史记》阅读沙龙表示了赞扬和期待,对自己能够参与本次沙龙活动、与同学们一起探讨中国文化问题表示荣幸。
开讲
一、司马迁独一无二的伟大
司马迁是中华民族的文化巨人,全世界的历史文化名人,在全世界范围内得到纪念。《史记》是中国文化的瑰宝。像司马迁这样一个巨人,怎样评价都不过分。司马迁的知识结构是百科全书式的,没办法给他确定一个专业,《史记》不仅涉及文化、历史,还有天文、地理、典章制度、经济、军事等等。文化各方面的繁荣景象只在先秦诸子百家出现过,司马迁个人全面而超高水平的文化造诣是空前绝后的。他之后创造类似成就的往往是一个团队,而不是一个人。不仅如此,司马迁还是一个开创者。《史记》成为中华民族的文化经典的原因,鲁迅的“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给予了凝练的概括。前一句是说史学方面是最高水平的,后代很难再企及。后一句则指出《史记》是最高等级的文学经典,而能将史学与文学最高层次地融合在一起的,只有《史记》。所以,我们要阅读、研究、思考司马迁和史记。
二、司马迁为什么写《史记》?
最直接的动机,继承父亲的遗愿。司马谈一直都想写一部史书,但还未达成夙愿便病倒在洛阳,司马迁星夜兼程赶至洛阳,跪倒在父亲床前,发誓完成史书,把它当做毕生的目标,不惜一切代价,接受宫刑,忍受世人的指摘。在宗法观念中,儿女对父母的孝就是要实现父母的遗愿,司马迁写《史记》是这样,班固写《汉书》也是继承父亲的遗愿。
那么为什么司马谈要立志写一部史书,并且作为一生的理想呢?
司马谈是太史令,是史官。写史书本应该是史官的职责,但是,司马迁并没有把《史记》呈现给朝廷,也没有印刷发行,而是要“藏之名山,传之其人”。可知,司马迁作为汉朝的太史令已没有写史的责任,他的职责是保管古代的文化典籍、主持修订太初令、负责国家的祭祀仪式等。司马谈最后一次履行自己的公职,便是陪汉武帝去泰山封禅。司马迁当时的植物大概相当于现在的国家档案馆馆长、天文台台长、礼宾官等。
司马谈、司马迁把写史书作为自己的理想,应该是出于对史官传统的一种继承。越早的时候史官的地位越重要,但是随着帝王专制地位的确立,皇权的提升,史官的地位渐渐下降,到汉武帝时,太史令就没有了之前史官的地位。但是作为世袭的史官家族,司马迁父子具有一种记载历史的责任感。从春秋到汉武帝,没有一部史书来反映记载这五百年的历史,作为史官要有这样的使命,为天下留下历史的记载。这是职务的使命,也是时代的使命。
更深刻的原因在于司马父子内心深处保有“士”对社会国家的责任感。士,在春秋战国时期,是整个社会思想文化的创造者,诸子百家纵横捭阖,充满自信,对自己的社会价值有很高的定位。到了秦朝,出于皇帝专制的需要,封建政权加强了对社会思想、意识形态的控制,如焚书坑儒,使得士原来的身份和生活模式、社会角色,完全颠倒。中央集权的大一统的帝国的建立和巩固,新的执政理念的出现,使得新的君主与士大夫的关系进入全新的建构过程。到汉代士却面临一种身份认同、角色定位、价值取向的重新确立,他们从困顿迷惘到无奈接受现实。汉初的士处境尴尬,财政的紧张使得朝廷没有闲情逸致来听士人的高谈阔论,而诸侯向他们伸出橄榄枝,所以,汉初的士牢骚满腹,因而骚体赋盛行,士人跑到诸侯国成为座上宾,成为诸侯叛乱的狗头军师。汉武帝一手胡萝卜,一手大棒,把知识分子变成自己的侍臣,这对于有自己独立理念和身份地位的知识分子来说是非常痛苦的一个转变。例如东方朔,专门给汉武帝写赋,汉武帝出去打猎,回来布置作业,写一篇赋,写得好就奖励。转变得较好的是司马相如,像倡优一样的弄臣。而司马迁既不愿意像司马相如一样给皇帝歌功颂德,也不愿意像东方朔一样滑稽取笑,而是要获得一种独特的使命来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和社会价值。所以,司马迁在对史记的定位很高,“思垂空文以自现”,让后代的人能够通过史记来理解自己,在写史书的过程中,微言大义,给整个社会制定一个政治的原则。
三、《史记》为什么是史家之绝唱?
《史记》作为24史之首,为历代正史确立一个基本体例,树立了一个典范。后来的史书程度不同地仿效《史记》这个典范。不仅是体例,而且对一些史实的判断,也基本上照抄史记。更重要的是对“不虚美,不隐恶”的史学传统的确立。这是一种客观公正的立传标准,体现了历史学家对历史的价值判断,一是“扶义倜傥”,扶持正义,才华卓越,对历史的发展产生过正面或负面的影响,二是“不令己失时,立功名于天下”。对于道德高尚才华卓越的人,哪怕是社会底层,司马迁都要给立传。道德卑劣,对社会的发展产生恶劣影响,也要立传,体现了对历史反应的全面公正。可以能够做到司马迁这两个立传标准的,很少。
承载“就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历史使命,为汉大一统帝国建立的政治理论的大厦,要实现与《春秋》一样的社会功能。整个国家就是一辆车,“本纪”像车轮的轴心,“世家”像辐条,“列传”像车轮,司马迁自己也说,“本纪”是树根,“世家”是树干,“列传”则是树叶,《史记》则反映了整个社会的结构。
司马迁的一个伟大贡献还在于,他除了写汉族,还写了许多少数民族,为中华民族写出了第一份族谱。在司马迁之前,虽然也记录了五帝,但他们是不同的部落联盟领袖,而司马迁把五帝写成有血缘关系,有代代相传的血统。虽然其中有很多不合理的地方,比如,舜是尧的四代孙,在现实中式不可能的,司马迁当时肯定也看出了破绽,但他无论如何要为中华民族理出一个代代相传的血统。直到现代,各地的政治主张不同、颜色不同的华人都认同自己是炎黄子孙,司马迁将中华民族牢牢连接在一起。
独立的历史判断。《史记》的是非判断是完全司马迁自己对历史现实的判断做出的,不是以圣人的是非为是非。所以司马迁对汉朝的开国皇帝刘邦,既写了刘邦的开国功绩,也毫不留情的写出刘邦的流氓作派。对汉武帝亦是如此,写其迷信、重用酷吏,因此,《史记》被指责对历代帝王的不恭敬,而这正看出《史记》的独立的价值判断,而汉以后的史书做不到这一点,只是简单地以对帝王的忠奸为标准。《史记》具有后代不可企及的史学精神。
四、史记为什么是无韵之离骚?
史蕴诗心的文学笔法。用一种文学的笔法写史,绝无仅有。为什么会用这种笔法?是不是只能存在那个时空里面?同学们的沙龙可以讨论一下这个问题,因为这里的诗心,不仅是文学层面。
塑造人物形象长廊展现历史面貌。当代史书对历史人物的评价是陈述性的、鉴定性的,像追悼会上的悼词,介绍生卒年功过,从这个意义上讲,现代史书的可读性不强。而《史记》是再现历史人物的场景、性格、活动,塑造出鲜活的人物,来展现活的历史和时代。这本身就是一种文学的特征。要动用很多文学的手段和技巧,例如对于人物史料的选择,是采用互见法,精心选择。现代传记事无巨细,必定没有重点,很难做到主题突出,中心鲜明。而司马迁则先认真分析人物的主要性格,根据这个主要性格组织材料,其余的用互见法在其他人物的传记中带出来。例如项羽本纪,写了巨鹿之战,突出其勇武,鸿门宴,写由盛而衰,体现其性格的缺陷,项羽之死,英雄悲歌。项羽的性格鲜明突出。
细节描写与重大事件的刻画相结合。后代的史书基本上不写细节,档案式的资料收集,干巴巴。而史记是用鲜活的细节来写出人物的性格,一个小小的细节揭示人物的精神面貌,思想世界。例如写李斯,写出李斯的势利性格的形成原因,在楚国当一个小官吏,不满自己的处境,在乡村厕所里面悟出了老鼠哲学。乡村厕所与国家粮仓里面老鼠的不同遭遇,所以李斯悟到要先拿一个高的文凭,跟从名师学习;而决定去向,他认为楚国是星级厕所,注定要被秦国灭掉;所以去秦国,投到吕不韦那里做了门客。这样就写出鲜活的人物的人生观。另外,对于叱咤风云的历史人物一定要用重大事件来突出。
通过人物语言塑造人物性格。通过人物自己的话来揭示人物的内心世界,活灵活现。例如陈平,年轻时在家乡默默无闻,村里每年春节以后都会因祭祖的肉的分配而争吵不休,而陈平分肉则大家各自都很满意。陈平的做法是,先确定大家都可以接受的领肉的次序,让年老的、受灾难的先领。陈平得到大家的赞扬,仰天长叹,“假如把整个天下交给我,我也可以治理得很好”,这个细节就写出了陈平胸怀大志,不甘平凡的性格。
多姿多彩的文章风格。《史记》每一篇的风格都不一样,根据写的人物和对象而不同。例如项羽则浩荡大气,淮阴侯韩信则奇崛,配合韩信的奇人奇行奇谋奇功奇果。写司马相如如小桥流水,穿插风流韵事。从唐宋八大家到桐城派都非常推崇《史记》,它将个各种风格融为一炉。
深入思考:为什么司马迁要用文学的手法来写史书?能保住历史的真实吗?史记的这种写法与后来的演绎、推理、结论性的写史书的方法,哪个更好?
现场交流:
语文科刘炳瑞老师提问:李长之认为《史记》里面有8篇是司马谈写的,因为没有避讳“谈”字,您对这种说法有怎样的看法?
陈一平教授:司马迁自己说明是父亲没有完成的遗愿,那么司马谈动笔了没有,动笔了的话,写了多少?李长之提到的避讳的问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线索。因为司马迁为了避讳,曾改过古人的名字,例如赵谈,改为赵同。但避讳不能作为一个唯一的标准,因为有一个问题,即使是司马谈写的,司马迁在整理的时候也肯定会改掉;《史记》写完之后在流传中,后人可能改过。因为我们现在没办法看到司马迁的原版,现在看到的最早的也是宋代的。古人有因讳回改的做法,会对历史上的书籍进行必要地修改。
至于对黄老思想的推崇,在汉武之前,黄老思想是主要思想。以道家思想居中。汉武帝时,学术思想已经成为一种政治斗争,例如窦太后。而司马迁能够超越各家的门户之见,站得更高,对比《史记》、《淮南子》、《春秋繁露》,你会发现其实这就是社会给汉武帝提出的三种治国方案。
学生:您如何看待史记的悲剧性色彩?
陈一平教授:这位同学在阅读的时候有自己情感性的感悟。司马迁在受刑之后,看透了世态炎凉。司马迁因替李陵说话得罪汉武帝,本来判了死刑,当时汉朝有用钱免罪的做法,按道理他可以不死,但因为司马迁没有钱,他的职位是名副其实的清水衙门,拿不出钱,他很希望有人帮他,但亲朋好友都因为怕得罪汉武帝而不肯出手相助,受刑后又嘲笑司马迁的懦弱。但司马迁受刑后又担任中书令,当时对自己冷嘲热讽的人却又来巴结自己。汉武帝就是用这样的方式来对知识分子进行精神阉割。经受了这样遭遇的司马迁怎能不渗透在历史人物的言行与评价中。每个历史人物都有其鲜明的个性色彩。司马迁没有有意地违背历史真实来抒发自己的情感。例如他对汉武帝的描写,虽然他很怨恨汉武帝,单该肯定的还是给予很高的评价,坚持一个史学家应有的公正的标准,这正是司马迁值得我们敬佩的地方。
    学生:您对张良的女性特点有何看法?
陈一平教授:张良有道家的思想色彩,阴柔,返回婴儿的那种状态。有政治原因,也有对张良想要跳出纷扰、归隐的肯定。
学生:现代青年学生如何树立像司马迁这样的独立的历史观?
陈一平教授:从小从严要求自己,首先,需要对民族几千年的历史有一个系统深入的了解,不是人云亦云的了解,而是要有自己的理解。走出教科书,超越人云亦云,拓展阅读,对大家都认同接受的结论进行反思,因为我们学术的进步正是来自于对于既定结论的质疑,所以,我们要有敢于挑战的精神。这来源于我们的积淀,对社会人生现实的了解把握。同时,我们读书不是书面的积累,更多的是把书本与现实的结合,这样我们才能更深入地去理解历史和现实,在这样的基础上,我们才能有创新,从多思索多感悟,坚持下去,可以形成独立的价值观。我相信,一个有见识的有思想有创造的的历史文化名人将会出现在你们当中。
整个讲座过程中,没有一个同学中间离场,都被陈教授精彩的讲座内容所吸引。
 
现场笔录:夏晓梅
 
 
教研处
201210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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