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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漫历风雨路 同心铸真情  ──庆金婚的感悟
 张锦荣

我在广雅中学从教36年。1963年,我与同事 ──少先队总辅导员梁雪征“共栽桃李成佳偶”(卢光耀老师赞语),今年正好喜迎金婚。最近有人不约而同地说我俩“很恩爱”,想了解我们这段美满的姻缘。      回首50多年来,我与雪征的结合,虽不算举案齐眉之亲,也未 达如胶似漆之爱,但我们常感到:夫妻要迈进同偕白首之境,并不是只追求男欢女爱的浪漫,或是为了传宗接代那么简单;要维系美满的婚姻,一定要把自己的人生目标和事业作为感情基础,我们从初识到热恋,目标和志趣都是一致的:她欣赏我高中毕业且通过全港的会考,还能舍弃较优裕的生活,在祖国经济极困难的时刻,满腔热情地投身社会主义教育事业;我也极赏识她初出茅庐竟能胜任广雅这所著名大校的少先队老总,还将一个庞大的队部带领得有声有色,工作不久就被评为省、市的优秀少先队总辅导员,我们两颗热爱祖国教育事业的心,就是这样碰上丘必特的神箭了。
   我们结婚时,正是国家经济极端困难的年代,我们就是凭着对教 育事业的热爱,在工作中经常互相关心、互相帮助:比如我带的班有女生患了头虱,为防止传染,她就代我深入女生宿舍处理;有一次她组织少先队到白云山摩星嶺与解放军联欢,走失了一个队员,我就陪她到处寻找,还连夜家访……。工作中我们总是同心协力、互助互补;生活上我们同甘共苦,在互相包容中相爱,建立了一个和谐的家庭。
   文革风暴突袭校园,我刚从四清工作队被召回校参加这史无前例的运动。面对乱批乱斗的现象,我紧记工作队队长的分咐:“群众运动是天然合理的”这句话,又得到冷静的妻子相助,所以遭受突然的冲击,也能化险为夷。记得有一次几个“造反者”突然闯到教工宿舍,要教师吃野菜餐忆苦思甜。我住在楼下首当其冲。他们进屋后,甩下一飯兜糟糠野菜要我“品尝”,就急于上楼去执行主要任务──“招待”当权派们吃忆苦餐。我与雪征登时面面相觑片刻,我就拿起飯兜直奔厕所,她也一个箭步跟进,我快速倒掉糠菜时,她就迅猛拉动水箱绳……我俩在慌乱迷惘中仍能思索分辨。后来面对着更激烈的批斗风暴,我俩也能凭良心自处,虽陷迷惑和惊恐之中,也没有因 自保或攀附而说違心话、干亏心事,能凭事实说真话,不愿跟风胡冲乱闯。我们看到被批斗的领导和群众常遭残酷殴打和折磨,甚至未经定案就把他们清理回乡的“造反”行为表示不满。结果就误踩了极左的“雷区”。到清理阶级队伍时,硬说我俩是“为四类分子翻案”,定性为“反革命边缘人物”。到“复课闹革命”时,也只能尊严尽失地戴着这顶沉重的“帽子”下排(班),要“边教学边接受监督改造”。但我俩凭着对教育事业的执着,忍受屈辱,互励互勉,珍惜这重登教坛的机会。为了更有效地教好多年闲散的学生,我们加强了家访工作;但当时极左余焰未散,在家访中有时竟遭到石块甚至粪便的袭击。幸而我们的努力得到家长们的理解和配合,还有家长赞我们是“毛泽东思想的好老师”呢。我们终于在艰难复杂的环境下,带出了几个先进排(班),并一起受到组织的表扬;雪征更因成绩突出而能上台介绍经验。毕竟历史是公正的:到拨乱反正时,雪征就被政府授予“优秀教师”的称号,我亦成为学校的“学毛著积极分子”(当时的说法),那顶强加给我们的“帽子”就全甩掉了,体面和尊严终于又回到我俩的身上!
   在改革开放大潮中,我们跨上了修复文化教育“断层”的岗位。那时雪征任教的美术科被定为“封资修”学科而遭取消。她就转教数学。从此家庭内作好安排,让她多点时间专攻新业务。当时小女儿才三岁,她里外都挑着重担子,以致身体从一百斤消瘦到七十多斤。她得到我的体谅和照顾,为了事业与家庭两不误,我们决定让她申请到离家很近的廿四中任教。她迎难而上,终于用了三年的时间,就把一个典型的后进班带到高中毕业时成为市先进班集体。学校再分配她教一个初中班,经过三年努力,这个班有十五人考上了省、市重点中学。以后,她又再把一个个“后进班”转变为学校和市的先进班集体,她挽救了不少失足甚至几乎墮落的后进生,获得了省、市劳动模范和“广东省教书育人优秀教师”等光荣称号。那时,我是学校语文科的学科带头人,参与了省、市教研会的教研工作。在狠抓双基教学的同时,还重視了开展第二课堂教学的实践;我既与同行们研究教改和升学的指导工作,又参与编写升学指导书,既重视科组的建设和课堂教学,又在科组内长期负责文学社、戏剧、朗诵等课外活动,使学校的语文教学和课外活动都双丰收,多次获省内外的奖赏,因而科组连年被评为先进单位,我也受到市的记功表彰。我与雪征在教育改革的康庄大道上一起轻装上阵,齐步向前!但这并不是平坦的大道呀,因为经过文革的严重破坏,学生受到“读书无用论”“无政府主义”,以及外来意识形态的影响,使本来生理初熟而性心理尚未成熟的青少年受到了性问题的困扰和烦恼,给教育工作者带来了很多复杂的新问题。雪征以及德育工作的专家们,认为必须在青少年中开展青春期教育。我亦深有同感,觉得在这新时期只强调“突出政治”的育人方法,德育工作就有如隔靴搔痒了。在这个新的教育课题中,我俩又一拍即合。我通过香港教育界了解和搜集到一些有参考价值的“性教育”资料,供他们参考。他们觉得有启发,于是就结合自己的经验和实践,开展符合国情的性教育──“青春期教育”, 雪征和专家们还编写出有本地特色的教材,并得到省市教育系统推广使用。经过不断的努力,雪征在德育工作方面有了重大的突破,她又积极参加社会团体帮教后进青少年的工作和咨询活动。她的德育工作在学校和社会上都取得了双丰收,因而又受到了国家的表彰。被评为全国教育战线的劳动模范,并获颁人民教师奖章。
   90年代后,我俩相继荣休了。但雪征还在社会上承担着有关后进青少年的帮教和咨询工作,我也一如既往给予力所能及的支持和协助。可是很不幸,那时我罹患了中风。在雪征悉心照顾和无微不至的关怀下,我终能战 胜了病魔,我俩才能相濡以沫地享受着幸福的晚年。
   回眸半个世纪以来,我俩无论是在阳光灿烂,心旷神怡的日子,或是阴霾密布,风急雨暴、疾病缠身的时刻,总能驾着这爱情之舟,以正确的人生目标作导航,以纯洁的真心和诚挚的亲情作勇气,战胜了各种艰难险阻,驶达那闪耀着金辉的海岸,携手迈进了金婚殿堂,交出了合格的人生答卷──我俩都是问心无愧的人民教师。在迎金婚的时刻,雪征拿出国家颁授的金质“人民教师奖章”深情地对我说:这奖章也有你的一半!我真不敢领受,但这金质奖章确实是我俩风雨同舟真情永恒的见证啊。
   大概这就是我俩能恩爱的答案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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